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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C导读:
年12月3日,由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和新华社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论坛”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办,此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新探索:法制、体制、机制”。
”年12月3日,由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和新华社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论坛”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办,此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新探索:法制、体制、机制”。
论坛上,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浦东新区原党工委书记赵启正同志围绕产业园区法制、体制、机制的主题,与大家分享了浦东新区开发和管理的经验和体会,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新闻中心根据赵主任演讲内容整理了以下文稿,欢迎大家进一步交流。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浦东新区原党工委书记赵启正
很高兴参加年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论坛,这唤起了我很多的回忆,也感受到了现在我们高等院校在产业园区研究方面的贡献。刚才任浩院长说是抛砖,那这个砖抛得很漂亮,我最受启示的是他们的研究方法,精细抽样、条理分明,使别人可以按照他们研究的方向和轨迹继续开拓。法制、体制、机制这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对于在座的开发区和大企业的领导来说,如果法制、体制、机制之间很融洽,我们就会感到园区治理和发展比较顺利,成果比较鲜明;如果这几方面有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并不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所造成和所能克服的,那我们就会感到很困惑、很痛苦。法制、体制、机制这三个题目到了园区领导者那儿,实际上是分不开的,是混起来的。
回忆到浦东开发的初期,没有什么专门的法律。我们就是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指导思想去创新。年,虽然宣布进行浦东开发,但并没有成立浦东新区,只在地图上有一个勾画的区域,实际上不存在这个地区的党的机构和行政机构。为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年1月1日,浦东新区成立,我是年下半年去的,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今天说起以往的事情,就有点考古的感觉,但的确,当时浦东开发的时候,我们不仅受到法制、体制、机制三个方面的困扰,更受到国外政治环境的困扰。今天这种困扰仍旧存在,只不过因为中国现在强大了,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些不和谐的外部声音,如果没有今天的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会说得很清楚,跟人对话的时候,就会缺乏信心,今天我们的信心就比较强大了,也许这个论坛以后能扩展成为一个国际的对话。
我今天跟大家交流三个感想,是对任院长讲话的三个注解。
第一,当初浦东开发的时候,对这三个问题我们的经验体会;
第二,十九大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第三,着重说明一下“一带一路”、“走出去”,是谁“走出去”?是企业的“走出去”,是产业园区的“走出去”,它是一个经济活动,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哪些困难。
一、浦东开发的经验体会
在年1月,美国的第四大报纸《波士顿环球报》发了一篇超过半版的文章,还配了一幅漫画,题目是“我们该怕中国吗”?(见图一)这个作者写到,“我访问了上海市的副市长赵启正,他坐在旧式的沙发上操作着新式的多媒体,向我们介绍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假如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话,中国不仅是政治大国、技术大国,也是经济强国了,我们该怕中国吗?”实际上,这是最初的中国威胁论的草稿,里面作了很多论证,觉得中国还是有可能威胁他们的,因此还配了一张漫画,用筷子夹着油炒的美国国旗。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年是战胜法西斯五十周年的纪念,中美曾是盟国,在这个时候我们理应提升中美关系,但你却发表了这样的文章和漫画,我希望你能刊登我的不满。结果,他居然就给登报了,加了一个标题“中国人不喜欢弱肉强食”。
图一《波士顿环球报》刊登的“我们该怕中国吗”
美国的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曾经来到上海,说“中国的开发,像浦东开发,很可能就是一个‘波将金村’,是只建了墙壁的假村庄”。我想请他回来看看,不过他不幸去世了。当时美国人说浦东新区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行动,我们不断地向外表达实际的进展,现在这样说的就比较少了。
如果我们对外讲不好中国故事,人家就不承认我们的成就。现在他们承认了。图二是年美国网上的一张图,有网友留言,第一个人说,你看这二十几年中国人做了多少事,上海世博会就相当于一个国际建筑的展览,而我们美国仅喊口号,没有做什么;第二个人说,不要为中国人吹,他们建了房子,污染了空气,你看多黑;有人反驳说,你看看清楚,这是夜景,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逐渐被外国人所承认。
图二浦东新区今夕对比
1.浦东开发的硬成果
浦东开发到今天取得了很多成就,凡是用数字描写的,我管它叫硬成果,对于硬成果,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差不多,就在数字面前给大家表演,实际上留不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浦东的硬成果,我只说一句,到年并入南汇之前,浦东经济规模相当于年整个上海市经济规模的两倍,这里是去除了通货膨胀,并且产业结构是远远好于当时老上海的。所以说浦东开发第一阶段应该已经完成,但是今后的统计比较困难了,因为把南汇并进来了,原始数据变了。
2.浦东开发的软成果
软成果是不能用数字描写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法制、体制、机制,最后表现在管委会能不能有一个思想的路径,有没有一个开拓和建设的办法或者是逻辑,以及这些思路能不能顺利的执行。当初我们提出来这些观点,实际上是我们开发的思路:
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这是为了把上海培养成为一个能进行世界经济对话的城市。当时中国没有像纽约、法兰克福、东京这样能够进行世界经济对话的城市,而开发浦东,就可能使上海具有这样的资格,所以是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就是说浦东开发不是建立一个很单纯的工业地区,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地区;
浦东开发不只是项目开发,而是社会进步,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
浦东开发不仅吸收资金和技术,还要吸收智慧;
法规和规划先行;
各种项目中,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先行;
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开发,勤政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这些软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四小龙也有经济开发区,也有高新技术区,我们是参考了他们的做法,但西方对于四小龙是比较宽大的,高科技肯给他们,金融支持也肯给他们,经济的遏制和制裁更是少,但对中国不同,对中国是比较刻薄的,他们很怕中国崛起,所以中国开发的内涵,我们的做法和四小龙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中国特色能够挖掘的东西,这些软成果是我们当时提出来的,并不是现在总结出来的。
二、十九大关于完善和深化体制改革论述
我把十九大里所有关于体制改革的内容整理出来,共找出了十一条,实际上不止。所以说我们涉及的问题,在十九大当中都已经提到了,就看我们是否认真的做。
十九大关于完善和深化体制改革的论述有: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科学合理的管制体制;改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善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等等。
在这十一条中,跟我们论坛特别密切相关的是: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和改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把这三个换一个表达方式,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处理好园区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就是要处理好园区与企业和社区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就是要处理好园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特别要强调的是管理部门要放权,该管的管,一定要有服务精神,现在简称叫“放权、管理、扶持”,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三、“一带一路”与园区“走出去”
园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基地。十九大报告说得很清楚,中国将继续发挥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智慧和力量。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年,中国企业输出资本亿美元,同比增长44%,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对外投资国,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开放初期做梦都没有想过我们会输出资本,那时我们都是拼命的吸收资本。“一带一路”走出去并不容易,会有很多障碍。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和特朗普会谈之后,我带了一个高层智囊代表团去美国,在纽约和美国的亚洲协会跟当地的智库做交流。陆克文是原澳大利亚总理,现在他在美国当教授,是亚洲协会的副主席,他以一个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做中美之间桥梁的姿态出现,他说,你们搞那么大的计划为什么?比马歇尔计划还大三倍,沿途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怎么应对?项目的金融服务怎么做?到底准备花多少钱?项目是中国自己管理,还是移交,还是中国拥有?中国操作的透明度如何?美国可以充当什么角色?他还说,美国一定会继续提出尖锐的问题。尽管,在座很多企业都有“走出去”的经验,但我还是比较保守的说,不知水深浅,先要探测,再谨慎下水。我到非洲去了一下,坦赞车站非常干净,但售票站不开,怎么回事?运行班次很少,一个礼拜开两次慢车,好像效益很不理想。“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走出去”的一个优先路径,是中国智慧的表现,是大国外交、和经济外交协同的走法,所以需要大家支持,需要产业园区的支持。但走的过程中,如果想摸着石头过河,石头在哪儿还得找一找,也许去看看我们以前做的这些项目,有很多成功的,也有不那么好的。所以说,“一带一路”,我们产业园区的确是一个基地,是“走出去”的根据地,但怎么走?下次论坛也许可以更集中的讨论。
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产业园区重任在肩。我们由一个高速的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处于转型期。对同济的产业园区研究工作我赞赏,也很支持,希望同济的强能够做得更好,做得像财富强一样有名望、有权威,那样它对于产业园区会有鼓励和指向作用。同济强要出名,还得把分子变大一点——调查的企业再多一点,希望同济大学能成为产业园区研究的一家权威机构。
本文主要根据嘉宾演讲录音整理,有关图文来源为嘉宾演讲PPT,文稿已由演讲嘉宾本人审阅。
本文来源:同济发展研究院
延伸
阅读一
专访赵启正:浦东开发开放时,我们为何提出廉政也是重要投资环境?今年77岁的赵启正被称为“浦东赵”,这与他长期在浦东工作有关。年到年,他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等职务。
今天是浦东开发开放27周年的日子。作为第一批开拓者,赵启正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回忆了当年的情景,用他的话说,“我能作为浦东进行曲的一个演奏员,真是三生有幸”。
一位美国记者问我,浦东开发需要50年吧?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据说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外界有不同声音。
赵启正:年,我们宣布浦东开发开放,西方有些媒体说这不是一个实际行动,只是一句口号。这个论调相当广泛,以至于来上海的货币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说浦东开发是“波将金村”。“波将金村”是国际大骗局的代名词。当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时候有个大臣叫波将金,他造了一座只有外墙的假村庄欺骗了女皇。
当时相信我们的西方重量级人物是基辛格博士。他说,“我看浦东开发是行动,不是口号”。到了年,一位对浦东开发认真采访的美国记者问我,浦东开发需要50年吧?我说不需要这么长,我们会把一个繁荣和廉洁的浦东呈现给世界。你看,折减去通货膨胀因素,到年浦东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年整个上海的两倍。这只用了不到20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当时有的外国人对浦东信心不足,甚至不相信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会成功。
赵启正:这不足为奇。那时,除了上海人之外,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浦东在哪里,更不用说外国人了。一次,一家美国航空公司总裁和我在和平饭店会谈,他望着黄浦江问我,“从这到浦东远吗,是上高速公路还是坐飞机去?”这说明在当时,浦东的知名度或在世界的“存在感”不够,就更不用说吸引外资到浦东来开发和合作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浦东不够出名。
赵启正:既然浦东不够出名,就要想尽办法让它出名。当时我们想,能不能通过和迪士尼合作来宣传浦东。所以在年,我访问了迪士尼,当时他们的总裁弗兰克·威尔斯接待我。
我对他说,想给你上一课“浦东教程”,我给他讲浦东的哪些条件适合迪士尼“落户”,第一,这里经济发达,收入高;第二,海陆空交通方便和浦东机场的规划;第三,它位于长三角城市群中;最后介绍了浦东开发的大背景和土地储备等情况。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听了介绍,迪士尼老板怎么回应?
赵启正:他说,他完全被说服了。我这次出访还没有回国,迪士尼就派团来上海考察了。结论是浦东适合开辟迪士尼乐园。不幸的是,两个月后,弗兰克·威尔斯在搭直升机去滑雪时撞山离世,这件事情也就中途停止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虽然当时迪士尼项目暂停了,但浦东开发的脚步不能停。
赵启正:年,浦东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4亿人民币,当时有多穷呢?我们除了发工资外,剩下的钱就要给幼儿园、小学、中学,这样就没有余钱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提出浦东开发要挖掘一切资源,要动员各种力量,包括企业力量、各省市力量、外资力量、先把基础设施搞起来。
我们当时写过一个标语,浦东开发不仅是土地开发、项目开发、经济开发而是社会开发,要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
浦东开发不仅有丰硕的“硬成果”,还有弥足珍贵的“软成果”。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那时候,中国大陆的开发开放与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不同,有其特殊性。
赵启正:现在回忆浦东开发时,有人会问“中国特色”体现在哪里?因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也在引进外资,搞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区、来料加工,一时经济发展也很快。
我们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我们疆域太大,人口太多,地区差异很大,发展极不平衡。第二,我们的国际环境与他们很不相同。比方说,西方对“四小龙”在科技转让方面比较慷慨,在跨国金融流通方面也比较容易,在和“四小龙”贸易方面也是好商量的,不担心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会对他们形成挑战。
美国和欧洲对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我们吸引高技术他们有审查委员会,这个不给那个不给,他们的大企业来到中国也要审查,至于贷款就更不可能了。他们的媒体惯于“唱衰”中国。因此,在与“四小龙”发展大不相同的环境中,我们取得了如此巨大体量的成功,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该怎么全面理解这个“成功”?
赵启正:人们在研究中国开发区的时候往往广州白癜风专科医院北京市治疗白癜风专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