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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C导读：

年12月3日，由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和新华社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论坛”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办，此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新探索：法制、体制、机制”。

年12月3日，由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和新华社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论坛”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办，此次论坛主题为“新时代新探索：法制、体制、机制”。

论坛上，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浦东新区原党工委书记赵启正同志围绕产业园区法制、体制、机制的主题，与大家分享了浦东新区开发和管理的经验和体会，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新闻中心根据赵主任演讲内容整理了以下文稿，欢迎大家进一步交流。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浦东新区原党工委书记赵启正

很高兴参加年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论坛，这唤起了我很多的回忆，也感受到了现在我们高等院校在产业园区研究方面的贡献。刚才任浩院长说是抛砖，那这个砖抛得很漂亮，我最受启示的是他们的研究方法，精细抽样、条理分明，使别人可以按照他们研究的方向和轨迹继续开拓。法制、体制、机制这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对于在座的开发区和大企业的领导来说，如果法制、体制、机制之间很融洽，我们就会感到园区治理和发展比较顺利，成果比较鲜明；如果这几方面有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并不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所造成和所能克服的，那我们就会感到很困惑、很痛苦。法制、体制、机制这三个题目到了园区领导者那儿，实际上是分不开的，是混起来的。

回忆到浦东开发的初期，没有什么专门的法律。我们就是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指导思想去创新。年，虽然宣布进行浦东开发，但并没有成立浦东新区，只在地图上有一个勾画的区域，实际上不存在这个地区的党的机构和行政机构。为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年1月1日，浦东新区成立，我是年下半年去的，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今天说起以往的事情，就有点考古的感觉，但的确，当时浦东开发的时候，我们不仅受到法制、体制、机制三个方面的困扰，更受到国外政治环境的困扰。今天这种困扰仍旧存在，只不过因为中国现在强大了，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些不和谐的外部声音，如果没有今天的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会说得很清楚，跟人对话的时候，就会缺乏信心，今天我们的信心就比较强大了，也许这个论坛以后能扩展成为一个国际的对话。

我今天跟大家交流三个感想，是对任院长讲话的三个注解。

第一，当初浦东开发的时候，对这三个问题我们的经验体会；

第二，十九大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第三，着重说明一下“一带一路”、“走出去”，是谁“走出去”？是企业的“走出去”，是产业园区的“走出去”，它是一个经济活动，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哪些困难。

一、浦东开发的经验体会

在年1月，美国的第四大报纸《波士顿环球报》发了一篇超过半版的文章，还配了一幅漫画，题目是“我们该怕中国吗”？（见图一）这个作者写到，“我访问了上海市的副市长赵启正，他坐在旧式的沙发上操作着新式的多媒体，向我们介绍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假如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话，中国不仅是政治大国、技术大国，也是经济强国了，我们该怕中国吗？”实际上，这是最初的中国威胁论的草稿，里面作了很多论证，觉得中国还是有可能威胁他们的，因此还配了一张漫画，用筷子夹着油炒的美国国旗。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年是战胜法西斯五十周年的纪念，中美曾是盟国，在这个时候我们理应提升中美关系，但你却发表了这样的文章和漫画，我希望你能刊登我的不满。结果，他居然就给登报了，加了一个标题“中国人不喜欢弱肉强食”。

图一《波士顿环球报》刊登的“我们该怕中国吗”

美国的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曾经来到上海，说“中国的开发，像浦东开发，很可能就是一个‘波将金村’，是只建了墙壁的假村庄”。我想请他回来看看，不过他不幸去世了。当时美国人说浦东新区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行动，我们不断地向外表达实际的进展，现在这样说的就比较少了。

如果我们对外讲不好中国故事，人家就不承认我们的成就。现在他们承认了。图二是年美国网上的一张图，有网友留言，第一个人说，你看这二十几年中国人做了多少事，上海世博会就相当于一个国际建筑的展览，而我们美国仅喊口号，没有做什么；第二个人说，不要为中国人吹，他们建了房子，污染了空气，你看多黑；有人反驳说，你看看清楚，这是夜景，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逐渐被外国人所承认。

图二浦东新区今夕对比

1.浦东开发的硬成果

浦东开发到今天取得了很多成就，凡是用数字描写的，我管它叫硬成果，对于硬成果，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差不多，就在数字面前给大家表演，实际上留不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浦东的硬成果，我只说一句，到年并入南汇之前，浦东经济规模相当于年整个上海市经济规模的两倍，这里是去除了通货膨胀，并且产业结构是远远好于当时老上海的。所以说浦东开发第一阶段应该已经完成，但是今后的统计比较困难了，因为把南汇并进来了，原始数据变了。

2.浦东开发的软成果

软成果是不能用数字描写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法制、体制、机制，最后表现在管委会能不能有一个思想的路径，有没有一个开拓和建设的办法或者是逻辑，以及这些思路能不能顺利的执行。当初我们提出来这些观点，实际上是我们开发的思路：

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这是为了把上海培养成为一个能进行世界经济对话的城市。当时中国没有像纽约、法兰克福、东京这样能够进行世界经济对话的城市，而开发浦东，就可能使上海具有这样的资格，所以是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就是说浦东开发不是建立一个很单纯的工业地区，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地区；

浦东开发不只是项目开发，而是社会进步，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

浦东开发不仅吸收资金和技术，还要吸收智慧；

法规和规划先行；

各种项目中，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先行；

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开发，勤政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这些软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四小龙也有经济开发区，也有高新技术区，我们是参考了他们的做法，但西方对于四小龙是比较宽大的，高科技肯给他们，金融支持也肯给他们，经济的遏制和制裁更是少，但对中国不同，对中国是比较刻薄的，他们很怕中国崛起，所以中国开发的内涵，我们的做法和四小龙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中国特色能够挖掘的东西，这些软成果是我们当时提出来的，并不是现在总结出来的。

二、十九大关于完善和深化体制改革论述

我把十九大里所有关于体制改革的内容整理出来，共找出了十一条，实际上不止。所以说我们涉及的问题，在十九大当中都已经提到了，就看我们是否认真的做。

十九大关于完善和深化体制改革的论述有：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科学合理的管制体制；改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善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等等。

在这十一条中，跟我们论坛特别密切相关的是：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和改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把这三个换一个表达方式，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要处理好园区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就是要处理好园区与企业和社区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就是要处理好园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特别要强调的是管理部门要放权，该管的管，一定要有服务精神，现在简称叫“放权、管理、扶持”，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三、“一带一路”与园区“走出去”

园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基地。十九大报告说得很清楚，中国将继续发挥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智慧和力量。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年，中国企业输出资本亿美元，同比增长44%，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对外投资国，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开放初期做梦都没有想过我们会输出资本，那时我们都是拼命的吸收资本。“一带一路”走出去并不容易，会有很多障碍。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和特朗普会谈之后，我带了一个高层智囊代表团去美国，在纽约和美国的亚洲协会跟当地的智库做交流。陆克文是原澳大利亚总理，现在他在美国当教授，是亚洲协会的副主席，他以一个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做中美之间桥梁的姿态出现，他说，你们搞那么大的计划为什么？比马歇尔计划还大三倍，沿途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怎么应对？项目的金融服务怎么做？到底准备花多少钱？项目是中国自己管理，还是移交，还是中国拥有？中国操作的透明度如何？美国可以充当什么角色？他还说，美国一定会继续提出尖锐的问题。尽管，在座很多企业都有“走出去”的经验，但我还是比较保守的说，不知水深浅，先要探测，再谨慎下水。我到非洲去了一下，坦赞车站非常干净，但售票站不开，怎么回事？运行班次很少，一个礼拜开两次慢车，好像效益很不理想。“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走出去”的一个优先路径，是中国智慧的表现，是大国外交、和经济外交协同的走法，所以需要大家支持，需要产业园区的支持。但走的过程中，如果想摸着石头过河，石头在哪儿还得找一找，也许去看看我们以前做的这些项目，有很多成功的，也有不那么好的。所以说，“一带一路”，我们产业园区的确是一个基地，是“走出去”的根据地，但怎么走？下次论坛也许可以更集中的讨论。

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产业园区重任在肩。我们由一个高速的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处于转型期。对同济的产业园区研究工作我赞赏，也很支持，希望同济的强能够做得更好，做得像财富强一样有名望、有权威，那样它对于产业园区会有鼓励和指向作用。同济强要出名，还得把分子变大一点——调查的企业再多一点，希望同济大学能成为产业园区研究的一家权威机构。

本文主要根据嘉宾演讲录音整理，有关图文来源为嘉宾演讲PPT，文稿已由演讲嘉宾本人审阅。

本文来源：同济发展研究院

延伸

阅读一

今年77岁的赵启正被称为“浦东赵”，这与他长期在浦东工作有关。年到年，他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等职务。

今天是浦东开发开放27周年的日子。作为第一批开拓者，赵启正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回忆了当年的情景，用他的话说，“我能作为浦东进行曲的一个演奏员，真是三生有幸”。

一位美国记者问我，浦东开发需要50年吧？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据说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外界有不同声音。

赵启正：年，我们宣布浦东开发开放，西方有些媒体说这不是一个实际行动，只是一句口号。这个论调相当广泛，以至于来上海的货币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说浦东开发是“波将金村”。“波将金村”是国际大骗局的代名词。当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时候有个大臣叫波将金，他造了一座只有外墙的假村庄欺骗了女皇。

当时相信我们的西方重量级人物是基辛格博士。他说，“我看浦东开发是行动，不是口号”。到了年，一位对浦东开发认真采访的美国记者问我，浦东开发需要50年吧？我说不需要这么长，我们会把一个繁荣和廉洁的浦东呈现给世界。你看，折减去通货膨胀因素，到年浦东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年整个上海的两倍。这只用了不到20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当时有的外国人对浦东信心不足，甚至不相信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会成功。

赵启正：这不足为奇。那时，除了上海人之外，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浦东在哪里，更不用说外国人了。一次，一家美国航空公司总裁和我在和平饭店会谈，他望着黄浦江问我，“从这到浦东远吗，是上高速公路还是坐飞机去？”这说明在当时，浦东的知名度或在世界的“存在感”不够，就更不用说吸引外资到浦东来开发和合作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浦东不够出名。

赵启正：既然浦东不够出名，就要想尽办法让它出名。当时我们想，能不能通过和迪士尼合作来宣传浦东。所以在年，我访问了迪士尼，当时他们的总裁弗兰克·威尔斯接待我。

我对他说，想给你上一课“浦东教程”，我给他讲浦东的哪些条件适合迪士尼“落户”，第一，这里经济发达，收入高；第二，海陆空交通方便和浦东机场的规划；第三，它位于长三角城市群中；最后介绍了浦东开发的大背景和土地储备等情况。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听了介绍，迪士尼老板怎么回应？

赵启正：他说，他完全被说服了。我这次出访还没有回国，迪士尼就派团来上海考察了。结论是浦东适合开辟迪士尼乐园。不幸的是，两个月后，弗兰克·威尔斯在搭直升机去滑雪时撞山离世，这件事情也就中途停止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虽然当时迪士尼项目暂停了，但浦东开发的脚步不能停。

赵启正：年，浦东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4亿人民币，当时有多穷呢？我们除了发工资外，剩下的钱就要给幼儿园、小学、中学，这样就没有余钱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提出浦东开发要挖掘一切资源，要动员各种力量，包括企业力量、各省市力量、外资力量、先把基础设施搞起来。

我们当时写过一个标语，浦东开发不仅是土地开发、项目开发、经济开发而是社会开发，要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

浦东开发不仅有丰硕的“硬成果”，还有弥足珍贵的“软成果”。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那时候，中国大陆的开发开放与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不同，有其特殊性。

赵启正：现在回忆浦东开发时，有人会问“中国特色”体现在哪里？因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也在引进外资，搞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区、来料加工，一时经济发展也很快。

我们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我们疆域太大，人口太多，地区差异很大，发展极不平衡。第二，我们的国际环境与他们很不相同。比方说，西方对“四小龙”在科技转让方面比较慷慨，在跨国金融流通方面也比较容易，在和“四小龙”贸易方面也是好商量的，不担心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会对他们形成挑战。

美国和欧洲对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我们吸引高技术他们有审查委员会，这个不给那个不给，他们的大企业来到中国也要审查，至于贷款就更不可能了。他们的媒体惯于“唱衰”中国。因此，在与“四小龙”发展大不相同的环境中，我们取得了如此巨大体量的成功，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该怎么全面理解这个“成功”？

赵启正：人们在研究中国开发区的时候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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