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全文盘古智库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及

  

盘古智库东北亚研究中心

在刚刚过去的7月,以日本政府于1日宣布将加大力度限制向韩国出口3种核心尖端材料为标志,日韩双方的争端逐步升级,并持续至今。正如《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及前景分析报告》中所提到的,虽然日韩经贸联系密切,韩国是日本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国,日本是韩国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但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面临着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域外因素三方面的挑战。

在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的背景下,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重要意义比以往更加凸显。在日韩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因素交织导致两国经贸关系,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有必要从中日韩三国合作角度思考日韩两国走出贸易困局的可能。

本文为报告中文版,盘古智库东北亚研究中心公号特作转发,以飨读者。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及前景分析报告

  

盘古智库东北亚研究中心课题组

报告课题组成员包括: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助理秦恺、周嘉希、周诗仪,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岳,盘古智库东北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岳立,盘古智库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罗震,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季风对本项研究也有诸多贡献。

中日韩三国既是近邻,又是关系十分密切的经贸伙伴。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位置仅随欧盟、美国之后;韩国则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据日本财务省年发布的当年5月贸易统计速报显示,中国反超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并始终保持着日本最大进口来源国地位;韩国则是日本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国。对韩国来说,中国在年以后成为其最大出口目的地国,年以后成为最大进口来源国;日本则是其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此外,中日韩三国之间还有着地位突出的直接投资(FDI)伙伴关系。三国间有着如此密切的贸易投资关系,按理应当顺势推动三国尽快缔结自贸协定,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内人财物流动和经济活力,保障东亚经济的有序发展。

建立中日韩自贸区这一设想,自年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提出后,历经16余载,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达成框架协议。如今,中日韩分别为世界经济第二、第三和第十一大经济体,建立中日韩三边自贸区无疑将会进一步推动三国经济的融合与发展,助力东亚经济继续成长和壮大。年中日韩经济总量有望达到21.09万亿美元,接近美国主导的《北美新贸易协定》(USMCA),比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ProgressiveTrans-PacificPartnership,简称CPTPP)多约8万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各国GDP数据统计,年CPTTP的GDP总量为13.21万亿美元。在贸易份额上,年中日韩对外出口占东北亚地区总出口额的96%,进口占81%。投资上,中日韩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约占东亚整体的62.5%,而对外直接投资之和占东亚对外直接投资的75%。在东亚,中日韩三国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且相互之间在产业结构、消费市场和投资走向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三国经济和社会都具备进一步相互整合和开放的基础条件。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三国自贸区协定一旦签署,不仅将在世界舞台上增强“开放、包容和自由”的国际贸易的声音和力量,而且也必将是三国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现实和有力的行动。然而,从目前各种因素来看,短期内中日韩建成三边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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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自贸区:国际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年1月20日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日益盛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重大挑战。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和政策,开始贯穿于美国的外交、贸易、军事、能源、移民等诸多领域,其中最明显也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就是国际经贸政策从自由主义转向美国利益优先下的保护主义和选择主义。特朗普政府大肆实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对贸易伙伴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同时,区域自由贸易谈判进程也出现了大幅度调整,包括先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简称TPP),“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简称NAFTA)重新谈判,停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Partnership,简称TTIP)谈判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特朗普政府利用其国内贸易法的条款特别调查,对中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

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3月9日,特朗普签署关税法案,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7月6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亿美元进口产品实施25%制裁性关税,商品种类包括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工业机械等行业共项。9月24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价值亿美元产品加征约10%的关税,甚至计划未来将该税率由10%提高至25%。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对华摆出了“极限施压”架势,并且抛开两国磋商程序,完全置WTO贸易仲裁机制于不顾。这种做法不仅给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中美两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害,同时也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尽管中美贸易争端现在有所缓解,中美双方进入谈判阶段,但即便谈判成功,今后的形势也仍然很严峻。

年1月,IMF在其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将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由此前的2.7%下调至2.5%,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年的3.7%下降至3.5%。IMF强调,美国政府的贸易举措,特别是对从中国进口的近半数商品加征关税,对全球增长和繁荣而言,都具有破坏性影响。年10月的《展望》指出,“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可能挫伤商业和金融市场情绪,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并导致投资和贸易减缓。贸易壁垒的增加会破坏全球供给链,阻碍新技术的传播,最终导致全球生产率和福利下降。更多的进口限制还会提高可贸易消费品的成本,对低收入家庭造成特别大的损害”。

图1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从图1数据不难看出,-年的十年间,中日韩三国相互之间的贸易关系虽然有一定的起伏,但总体走势积极。尤其是年之后,中日韩三国间的贸易关系的紧密度再度显著上升。虽然-年日本对华出口明显下降,但两国之间的总体贸易联系随着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增加,相互的经济依赖度总体平稳。

中美贸易战目前仍在艰难的谈判磋商期,无论如何,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给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美国的保护主义行为对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基础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因此发生重大转变,中美双方长期合作互补的伙伴关系将正式转变为竞争对手关系。最直接的体现是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直接贸易往来的减少。而正因如此,可能会促使中国扩大贸易伙伴范围,寻求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合作,以抵消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美国越来越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试图在5G等方面,以安全为借口,加紧对日韩等国的拉拢。虽然日韩两国顾忌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不会完全倒向美国,但不排除两国有迫于美国压力,在某些关键领域追随美国的可能。所以,不管是从经贸还是中国周边外交大局考虑,中国都要加强与日韩两国的联系,尽力“拖住”两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韩FTA谈判的推进对于中国而言,可谓“恰逢其时”。

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样给韩国和日本带来了挑战和冲击。特朗普上任后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对于其在亚洲最坚定的盟友日本带来了重大挑战。首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便加大了对日贸易制裁力度,并针对日本一些主要的对美出口商品启动反倾销等相关调查程序。在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贸易壁垒报告》(NationalTradeEstimateReportonForeignTradeBarriers)中,指出日本农产品市场“存在重大壁垒”,批评汽车市场“各种非关税壁垒阻碍了美国的汽车销售”,认为日方“把美国企业关在门外,使其遭受损失”。面对特朗普政府在对日贸易方面施加的强大压力,安倍政府保持了克制和隐忍的态度,一方面积极与特朗普政府进行政策上的沟通,希望最大程度地降低美日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包括鼓励日企赴美投资设厂、扩大对美能源贸易范围、推进核能源安全利用等举措,进一步拓展美日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从而缓和美日贸易的结构性矛盾,将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其次,特朗普在刚上任后三天便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奥巴马政府时期曾极力推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这一任性的“退群”举动,给原先对TPP寄予厚望的日本可谓是“当头一棒”。此前,日本一直将TPP视为主导亚太贸易机制的重要途径,因而积极参与TPP的相关谈判事务,甚至不惜对多年来阻碍其自由化进程的农业部门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特朗普此举令日本国内的农林族议员和部分精英人士深感失望和愤懑。日本主流媒体之一的《产经新闻》发表社论,称“美国的退出导致TPP成员国失去了经济自由化所创造的潜在利益,而且,美国仍自私地觊觎超越TPP的经济利益,对此无理的要求,日本唯有果断拒绝。”部分保守派人士认为,美国的持续介入是维护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先决条件,而TPP构建了亚太经济的制度基准,因此说服美国“回心转意”,重新回归TPP是二者实现统一的最佳路径。不过也有支持者认为,日本应担当起“掌门人”的角色,主导制定没有美国参加的、涵盖11个国家的TPP构建路径。

实际上,作为TPP坚定支持者的安倍同时做了两手准备:一是让日本代替美国成为TPP协议的主导者,并积极主导谈判的后续进程和相关议题的设置,主动为推动TPP谈判投入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同时坚持“高水平”和“高标准”两大原则,希望把TPP标准推广至整个亚太地区。二是坚持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其能回心转意,并尽可能在条款中为美国的回归保留余地。实际上,面对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一系列贸易政策的转变,作为美国坚定盟友的日本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和经济增长诉求,在政策调整上也较多地体现出了这种灵活性。尽管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满,但由于日本在经济上如同对外战略一样对美国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所以对美反应较为克制,更多地表现为积极的配合与妥协。与此同时,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便一直处于慢性衰退状态,日本希望通过CPTPP、RCEP、中日韩FTA等亚太区域内经济合作机制来带动国内对外贸易、投资等,从而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推动中日韩三边自贸区建设仍然是安倍政府的选择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也对韩国带来严重挑战。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强调要重启韩美自贸协定谈判,议题包括:美国要求韩国消除进口汽车相关的非关税壁垒、韩国要求美国改善国家诉讼制度、美国将韩国作为征收钢铁关税的例外国对待等。此外,年9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三国重新签订了新的美墨加协议(USMCA)。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KITA)的报告,新的美墨加协议要求75%的汽车零部件必须在协议三国内制造,高于目前的62.5%,起亚汽车将面临制造成本上升的问题,韩国的汽车出口可能会下降22.7%。另一方面,美国主导下的TPP已经变成了日本等11国参加的CPTPP,美国的缺席凸显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简称RCEP)与中日韩FTA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韩国虽然在年9月签署了新的韩美自贸协定,但未来的贸易自由化发展重心仍然是更具潜力的中日韩FTA和RCEP。

关于韩美自贸协定,韩国国内有不小的反对声音。自由民主党代表洪准杓和国民之党代表安哲秀等在野党领导人接连对政府进行了抨击。在国内压力下,韩国总统文在寅也曾表示,“要坚决应对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文在寅就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制裁措施表示,“针对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希望通过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和研究是否违反韩美自贸协定等,予以堂堂正正和坚决的应对。”年2月19日,文在寅在青瓦台召开的首席秘书和助理会议上指示,“由于美国对钢铁、电子、光伏、洗衣机等我国出口产品扩大进口限制,我担心我国的出口战线出现异常。希望在韩美自贸协定修订谈判中,也要积极提出美方的不当之处。”

鉴于韩国对美国市场的巨大依赖和韩美经贸、政治和安全关系的重要性,韩国文在寅政府仍然于年3月重新签订韩美自贸协定,修正条例包括在数量上双倍进口美国生产的、符合美国安全标准的汽车等,这会对作为韩国经济传统支柱产业的汽车制造业产生明显冲击。年的韩国经济在国内劳资纠纷上升和美国贸易战引发的不确定因素的双重冲击下,全年经济增长乏力,而美国要对韩国进口汽车加税的威胁始终没有降低。年7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星期天早盘期货”栏目的采访时表示:“我们可以谈论钢铁,并谈论一切。最大的事情是汽车。”特朗普已把向汽车征收关税作为贸易战争的最大武器。延世大学经营学教授李志万表示:“美国对外国进口车征收高额关税时,韩国汽车产业将遭受的打击,人们一直有预见。即使是现在,也应该尽快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同时,应该打破韩国汽车产业的高费用、低收益结构,确保竞争力。”

在保护主义不利影响的冲击下,韩国正在谋求通过更大的开放来进行应对。韩国经济研究所的TroyStangarone表示,韩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对自由贸易的热情,韩国需要强调通过开放应对经济危机。韩国是世界上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与智利谈判了第一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加强与其自身互补的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联系,以图巩固并壮大本国除传统制造业之外的其他经济部门,对其较弱的传统的战后进口替代政策进行调整。与此同时,韩国高度发达的工业基础意味着国家更愿意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谈判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在制造业产品和农产品交易上享有更低的关税和开放度。年,韩国经济年增长率为2.7%,是年以来的最低点。但在其优势出口产品,例如芯片和石油化工产品大量出口的拉动下,韩国的对外出口仍然创造了历史新高。

在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韩国确实也在思考如何加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以及在亚太地区的RCEP合作。韩国贸易部长金铉宗参加了年7月1日在东京举行的RCEP部长级会议。金铉宗贸易部长在开幕词中表示,达成RCEP协议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证明在保护主义对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构成威胁的背景下,通过自由贸易可以在各地区建立共同繁荣。他还呼吁与会者协调努力,尽快取得早期收获,特别是在商品、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方面,寻求达成切实可行的自由、开放的贸易和市场。

图2中韩三国进出口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三国政府贸易数据绘制

图3中日韩三国进出口总额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三国政府贸易数据绘制

图3展示了过去十年,中日韩三国进出口的变化曲线。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建设,将会有力地拉动三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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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自贸区:三国的政策和主张

然而,在如何建立和建设中日韩三边自贸区问题上,东亚经济三强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政策差异。尤其是在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化,以及中美在产业、技术和贸易领域内的竞争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的日本和韩国,其与中国的三边自贸区建立的判断和认识,并非是单纯经济和商业的,政治与安全的分析和判断似乎更加重要。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拉拢日本,组成美欧日三边贸易部长对话,强烈指责“非市场经济体”,共同把改革WTO、重塑世界自由贸易规则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之际,在三边自贸区谈判的问题上,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分歧和差异是在明显上升。中日韩三边自贸区谈判能否进一步取得进展,日、韩与美国“对表”的因素在上升。

中国的政策和主张

中国自贸区建设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理解和发展的过程。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各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也使得中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外开放的脚步也不断加快,积极参与到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当中,并且也在不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标志着中国自贸区建设正式进入起步阶段。从年到年,大陆陆续与香港和澳门签署了两个CEPA协议。中国年与智利、年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随着中国对自贸区建设研究的深入以及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借鉴国际自贸区建设的经验,初步理清了自贸区的基本发展思路,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正式将自贸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在此阶段,中国与冰岛、瑞士、韩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还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协定。

年12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国开启自贸区建设进程以来的首个战略性、综合性文件,对中国自贸区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确定了我国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的基本原则、战略目标、战略思路、实施手段以及建设布局和目的。中共十九大更是提出了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总之,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阶段,中国自贸区的战略思路逐渐明晰,政策也日趋完善。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达成17个自贸协定,涉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非洲的25个国家和地区,正在与28个国家进行13个自贸区谈判或升级谈判,与9个国家进行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或升级研究。

中国商务部也就当前形势下建设中日韩自贸区表达过官方的态度和看法,认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是推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路径之一,在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的背景下,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重要意义比以往更加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维护自由贸易是三方的共同意愿。中日韩三国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更是积极倡导者。三国都在推动自己的自贸区建设,近年来取得显著进展,以实际行动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贡献力量。三国对中日韩自贸区均高度重视。年谈判启动以来,三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共同强调将努力加速谈判,力争达成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提出要“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

第二,建立自贸区对三国有重大经济利益。中日韩三国GDP合计已经超过欧盟,仅次于北美自贸区,但经济一体化建设却落后于欧盟和北美。三国在经济和产业发展方面各有优势,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有助于充分发挥三国间的产业互补性。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产业和贸易结构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但在技术、资本和创新能力方面与日韩尚有差距。日本拥有丰厚的资本、尖端的技术,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具有成功的产业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经验。随着贸易和投资壁垒的消除或降低,区域内各类资源更趋合理配置,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经济融合,共同繁荣。

第三,加快自贸区谈判是三方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举措。中日韩三国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十一大经济体,GDP占全球20%以上,占亚洲70%以上,三国携手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以及RCEP、亚太自贸区等本地区其他重要一体化进程,将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三国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立场。

总体来说,中国将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视为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立自贸区的态度非常积极。年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新加坡会展中心出席第21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时提出建议,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他表示,各方同意将尽快完成RCEP谈判,中日韩也将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三国自贸区谈判。李克强总理的这番表态,向日韩两国明确传达了中国愿意加强三边自贸区谈判、加速东亚三大经济体在市场、技术、投资和贸易领域合作的清晰声音。

日本的政策和主张

日本的对外贸易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对地区自由贸易和双边贸易予以充分的重视,而是把多边贸易体制作为企业进入全球市场的重要手段,并积极参与设计多边贸易机制。然而,随着自贸区潮流的兴起,日本开始调整战略,重视参与和推动自贸区谈判。最早促使日本采取措施的是年NAFTA的签署,日本担心被排挤,主动提出与墨西哥开展自贸区谈判,以期通过墨西哥进入NAFTA大市场。不过,促使日本采取更为积极自贸区战略的是中国。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文件,此举对在东盟有着巨大投入的日本是一个刺激,于是,日本立即制定新战略,外务省和通产省分别在年、年发布自贸区战略文件,并设立专门负责自贸区谈判的政府机构,年日本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让日本迈出更大步伐的则是美国奥巴马政府于年推出的TPP、特别是在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后,日本主动承担起了领导的责任,推动签署了没有美国参加的CPTPP。

日本的自贸区战略有其自己的特色。作为发达国家,日本特别强调市场开放的综合性与高水平,即旨在推动消除关税的同时,更注重市场规则的制定。日本政府一直使用“经济伙伴关系”(EPA),而较少使用“自贸区”(FTA)。从实践看,在EPA协议中,各方在制定一致的市场管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检验标准、竞争政策等)上花了很大功夫。年签署的日本—新加坡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规则条款设计甚多,被称为“新时代的经济伙伴关系”,年日本推动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东亚“紧密伙伴关系协定”,内容广泛涉及市场规则、技术规则,年东盟牵头推动的RCEP,基本也是以日本的EPA为框架。基本上在日本所签订和涉及的EPA协议中,日本所强调的都是高标准、好规则的制定。

实际上,相对于传统的FTA而言,日本对于建立“巨型FTA”(mega-regionalFTAs)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巨型FTA”的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成员国之间的一体化水平和规则协调程度进一步加强,超出世界贸易组织和既有FTA的水平;第二,在内容上,协议涉及的议题更为多元,涵盖大量新兴议题;第三,在合作对象上,超越地域限制,在不同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寻求“志同道合者”,表现出明显的“跨区域型”。日本是对于“巨型FTA”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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