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工智能背后的工人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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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五早上的九点整,韦小惜坐在电脑前,身体缩在黑色棉衣里。地处河南城乡结合部的办公室里很安静,只能听到点击鼠标的声音和饮水机偶尔咕噜冒泡的声音。

此时,房间里只剩下他的另一个同事吴文龙。

一张,两张,三张…不同人穿着同款安全服的照片从吴文龙眼前划过,他坐在电脑前,操控着鼠标,眼睛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照片。他正在进行照片筛选,不是人物正面照或背景复杂的统统删掉。筛选出来的照片,韦小惜再圈出目标,标记关键点,让计算机能看图识物。

他们正在进行单调乏味的贴标工作,却是教机器变“聪明”的第一步。

在数据标注行业,国内兼职或全职的有几十万人,多是以工作室、团队形式存在,少则十来人,多则上百人,贵州被称为标注小镇,青岛、宁夏也都建了标注基地。

韦小惜把自己所处的位置比作房地产行业里搬砖的人。和吴文龙一样,他们仿佛是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最不起眼的尘埃。

千万次点击

随着鼠标箭头的拖动,黄色的直线沿着安全服的轮廓勾勒一圈,生成上百个节点。一张接着一张,重复同样的动作。吴文龙在为检查是否戴安全帽的人工智能做数据标注,训练机器人的识别能力,一些建筑公司有这样的需求。

这只是他标注过的众多类型中的一种,他记不清自己标注过多少种类的图片,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之前标注过排卵试纸,他听说有人还标注过粪便。

他们的老板韩锦皓在隔壁打电话,他那边不时传来催款、叹气的声音。到年底了,公司相对清闲一些。

韩锦皓今年31岁,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年轻人,普通话里夹杂着河南口音。他的公司在河南商丘的西面,在居民楼里。门口没有贴任何表明那是家公司的标志,他的公司很少有来访者,偶尔会有朋友过来看看。公司在封闭式小区里,没有门禁卡无法进出,这让他感到不便。

韩锦皓公司的员工正在标注图片澎湃新闻记者袁璐图

因为临近年末,员工相继离职。现在,他仅剩下两名员工,每天处理上千张图片。图片不一,难度不一,处理起来的速度也有快慢。韦小惜一天最多处理过张图片,算下来,他在每张图片上停留的平均时间为9.6秒。

做数据标注员之前,韦小惜卖过车,做过贷款,开过奶茶店,在一家工地上的办公室物资部工作过,替人家管材料。

面试前,韦小惜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工作,他在网上看到数据标注员的工作简介,图“新鲜”就投了简历。

吴文龙今年22岁,在这家公司做数据标注工作已有半年,他每天要处理上千张各种各样的图片。但规则有时模棱两可,他需要自己判断。

他是年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前在当地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做网页设计。毕业后,他感到迷茫,没有目标,最后网投来到这家公司,走一步看一步。同学中几乎没有跟他同行的。

韦小惜和吴文龙面对面坐着,中间只隔着电脑,但他们很少交流。像雕塑一样每天坐在电脑前8小时,概述图片背景、前景和特定物品,所有这些都是根据需要人工智能的客户所述规格而定。

复杂算法与廉价劳力

老板韩锦皓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人工智能产业链最底层的工人,但这些工作必不可少。他的团队现在做的,主要是人工智能领域里的“门槛低、最基础的”数据采集工作——包括清洗(注:清洗指将采集到的数据转换为统一的标准格式,成为机器可读取的结构化数据)、分类、标注。

生活中常见的比如扫地机器人,它带着摄像头,几乎类似于人的视觉,监测房间里面所有的物品。标注完之后,它就很明确桌子腿、椅子腿、沙发腿、墙角,哪里能碰,哪里不能碰。

又比如自动驾驶,要让计算机识别“斑马线”、“红绿灯”、“人脸”,“其实就好像训练一只小狗,让它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要看得懂红绿灯标志,要记得住路上行人的相貌一样。”

而基础的人脸识别需要用到很复杂的算法。人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巴的形状都会用特征点进行标注。

提到人脸识别,韩锦皓立马想到了安防领域通过做人工智能识别的系统来抓逃犯。年,郑州的中悦万达广场安装了识别系统之后,一天抓到六名犯罪嫌疑人。“公安通过身份证上的人像已经进行了大量标注,嫌疑人出现后,通过人脸识别,把数据传输到公安系统。”

第一次进行标注后,机器人会学习。“整张图上没有空白的地方,墙,帽子,脸,车,路标,打上标签。”第二次标注相同的东西时,机器人就会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就像教小孩学习算术,教他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不需要无穷无尽地教下去,只要明白个中规律,就学会了算数。”

这份工作在吴文龙眼里是一个新的行业,虽然做的都是基础工作,但他喜欢这种“新事物”。

数据标注依赖于廉价的人工,机器变得智能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真人训练。

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包含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到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第二步到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5万亿元。第三步到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数据标注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球各地涌现。韩锦皓印象中,数据标注这两年才火起来,并且源源不断有人加入,因为“成本低,只要有人、有电脑,稍微培训一下立马就可以开始做”。

韩锦皓说,北京这样的城市房租高,所以数据标注业务转移到三四线城市,价格已经压得很低。在河南郑州,一个数据标注员的工资在三四千左右,如果是在地租更便宜的城市,工资只有一两千。

意外的开始

韩锦皓做数据标注,是他生意路上的一次巧合。

他在黄河中间一个小岛上长大,那座岛过去几乎与世隔绝。小岛南边是洛阳,北边是济源,住着几百户人家,家家户户有船,他们大多是菜农。后来岛上建了小浪底水电站,人们纷纷搬离小岛。

大约是十五岁的时候,韩锦皓因为穷所以读完初中就辍学了。他和姐姐一起拉着家里的菜到批发市场卖,再把批发市场上的水果拉回村卖。那是他第一次做生意。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韩锦皓决定到外面去碰运气。他去了舅舅所在的成都,在一家动物园里养海豹,一个月工资块。

一年后,他不干了。家人希望他能学一门牢靠的手艺,以后好找工作。他就去学了电焊,当时洛阳高新区正在修建,他在那干了几天,把学费赚回来后,再没干过电焊。

接着他去了哥哥打工的苏州,一个电子厂,做诺基亚N95这款手机最后的包装工序和检验。

韩锦皓不甘心一直做流水线上的工人,三四个月后,他换到另一家电子厂,那里是做山寨手机的。“一块TCB板过去,光秃秃的,然后把所有电子元件装上,把一些屏幕、电池、按键、外科、喇叭接入系统,测试各项功能,组装、检查之后就卖出去了。”

那会儿是年,厂里有人开始卖手机,直接从生产线上拿手机,卖给隔壁厂里的人。拿货的价格是几百块,卖出去的价格八九百上千。韩锦皓手里没什么钱,市面上诺基亚、摩托罗拉正火,他觉得风险大,没敢做。

后来他干过网络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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