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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条约口岸到自开商阜

鸦片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对外通商贸易基本上是在西方列强所制定的条约体系(treatysystem)的框架内进行。而郑观应等思想家于19世纪70年代提出“商战”主张，在年开始诉诸“自开商阜”实践。“自开商阜”有三个基本要素：必须是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口岸或市镇；必须是中国政府宣布主动开放的，所有中外商贾，均可在此做生意；包括课税在内的一切行政权，一概归中国政府行使。年岳州（岳阳）开阜，开了我国“自开商阜”的先河。

岳阳是三湘四水货物通衢集散之地，是湖南省唯一通江达海的贸易口岸，也是长江中游的重要转口口岸。尽管英国早将重庆、宜昌、沙市、汉口、九江开放为通商口岸，而湖南，作为内陆较为富庶的粮棉之仓，素以排外著称，一直未被染指。湘潭在广州至内陆地区物流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授意下，请以岳州交换湘潭，作为变通。岳州商阜设在距府城15里外之城陵矶。开阜后，英、美、日、俄、法、意、荷兰、丹、挪等国及我国沪、汉各阜的商船接踵而来。从年至年，进出岳州商阜的大小轮船总计只，万余吨位。

、岳州开阜后洋货皮鞋的广告

随着近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功能突出，岳阳开始了以向经济功能为主的近代城市转型。首先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岳州成为湖南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其次，开阜加强了岳州与长江沿各城市的联系，使岳州真正成为长江沿线的重要中转口岸；再次，岳州的商业经营方式开始转变：从传统农业商品交换和工商兼营的传统工商业逐渐向近代商业资本家和新式商业经营方式转变。以从洋行进货，采用经销、代销、包销形式为主。同时，先后有24家外国洋行进驻岳州，使传统的带有封建小生产性质的商业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与世界性的商业与市场网络。随着粤汉铁路的建成，近代工业逐渐形成，城市基础设施也逐渐向近代转变。

与条约口岸一样，自开商阜也是一种通商口岸，其经济功能在于提供一种国际间贸易互市的场所。截止清末，已有36个自开商阜分布中国南北东西，到年，增至52处。民国几乎所有口岸均系中国政府主动开放。自开商阜已经取代条约口岸，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实施通商贸易的主要形式。

海港城市，自由贸易

海输自工业革命之后，一直是国际物流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法国AXS-Alphaliner海运调研机构年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海运贸易仍占全球贸易运输总量的90%，因此港口城市在全球贸易中仍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年全球增长最快的20条贸易线路

自由贸易区（FreeTradeZone）从自由港发展而来，实质上是采取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早在50年代初，美国提出可在自由贸易区发展以出口加工为主要目标的制造业。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一形式，并建成特殊工业区，发展成出口加工区。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向高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形发展，形成“科技型自由贸易区”。

随着自由贸易区数量的持续增长，自由贸易区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展。以转口和进出口贸易为主的自由贸易区和以出口加工为主的自由贸易区就已经开始相互融合，自由贸易区的功能趋向综合化。原料、零部件、半成品和成品都可在区内自由进出，在区内可以进行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保税仓储、商品展销、制造、拆装、改装、加标签、分类、与其他货物混合加工等商业活动。因此，世界上多数自由贸易区通常都具有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仓储、加工、商品展示、金融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综合起来就会大大提高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自由贸易区的基础设施和管理手段也在随着科技发展而改善，形成了各自颇具特色的管理体制。世界上四个主要的自由贸易区（阿联酋迪拜港、德国汉堡港、美国纽约港、荷兰阿姆斯特丹港）都是港区合一，管理机构权威性非常强，成立了经联邦政府授权的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和协调自由贸易区的整体事务，投资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有权审批项目立项。特别是着眼于自由贸易区与城市功能的相互促进，超前进行整体规划和建设，极富特色和成效，带动了周边城市经济发展，尤其是在金融、保险、商贸、中介等第三产业发展上成效显著。

当代世界经济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后者近年来发展很快。加强地区内经贸合作不仅有助于防范新的危机，而且也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的自贸区建设已成大势所趋。

从沿海自贸区到沿江而上的内陆自贸区

尽管远洋航运具有绝对性的比重优势，但随着石油危机、现有运输手段的升级和新型运输方式的产生，港口与贸易的已呈现逐渐分离趋势。于是，离岸的内陆自贸区呼声也日趋提高。资本将再次从河口地区向内陆挺近，促进内陆城市的新一轮开放。这样的发展趋势已经呈现在长江经济带规划之中，而内陆自贸区的设立将促进长江流域经济结构的再一次转型。

成都建议在天府新区设立中国（成都）内陆自贸区

内陆自贸区虽然目前还难以摆脱对水的依赖，但是可以借助多式联运，为区域经济起飞提供动力。快速铁路运输系统和高速公路系统的建设以及航空运输的迅速发展都成为内陆贸易的重要的发展契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深化，我国面向印度洋、中亚和东北亚的贸易通道也逐渐被打开，这样，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将从单一的“环太平洋带”转变为4条贸易通道。而位于四条贸易通道交接点，目前国家在发展成渝城市圈和中部城市圈上不遗余力，它们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发展的增长极，而首个内陆自贸区，也有可能落户其中的节点型大城市之一（成都天府新区？），甚至一批节点型中部城市将一次性地获得开放和放权的政策。内陆自贸区的建设将促进城市区域一体化发展，带来联动效应，加速推动全国整体贸易自由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