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湖北自贸区升级版建设内陆对外开放新高

作者:李雪松(-),男,湖北襄樊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龚晓倩(-),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多方面深刻的影响。为加快疫后湖北经济社会的重振,湖北省推出多项宏观刺激政策,抓住疫后机遇进一步打造湖北自贸区升级版,提升内陆开放度,着力占据全球产业链高端。虽然目前湖北自贸区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开放程度较低、建设进度较慢、营商环境较差等问题。只有抓住机遇,进一步建设国家级创新产业示范区,加大口岸开放、扩容自贸区、促进联动发展,才能推动湖北省自贸区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打造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关键词:湖北自贸区;自贸区升级;自贸区开放;自贸区与中部崛起;自贸区与“一带一路”

原文刊登于《决策与信息》年第8期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导致全球经济面临巨大压力。为应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重构,我国必将通过布局自贸区、高新区、经济开发区等手段,加强以5G、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高水平、更高集中度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集群。

当前,我国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各项宏观政策陆续出台。湖北疫后复原的环境不断改善,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加快推进,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年4月29日、5月6日和5月14日连续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确定了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和加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后续工作的指导意见。5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再次强调要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要坚持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湖北应当准确判断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抓住疫情之后出现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自贸区的开放创新引领作用,围绕功能定位,努力把自贸区“试验田”打造成高质量发展的“高产田”。本文就当前实况背景,通过对湖北自贸区的现状与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对打造湖北自贸区升级版、建设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新格局,提出相关意见及建议。

一、湖北自贸区的发展现状与取得的成就

湖北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已经成为引领湖北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显现出强劲的对外开放高地效应。在全国前四批12个自贸试验区中,湖北自贸试验区新增专利申请、新增专利授权均排名第一,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排名第二。疫情之后,湖北自贸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点龙头企业配套企业复工复产率%,成为振兴湖北经济的重要动力源。

(一)显现对外开放高地效应,但与发达自贸区相比还存在差距

现有文献已经研究过自由贸易区(港)对区域或国家所带来的开放效应。对于中国来说,建设自由贸易港将会构造出对外开放的又一个强大引擎,赋予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一方面,借助自由贸易港,中国可以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港建设将会激发中国企业的竞争意识,有效推动国内企业的转型升级[1]。

中国(湖北)自贸区总面积平方公里,截至年2月,湖北自贸区累计新增企业家,是原有企业存量的1.7倍。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家,占全省同期新设外资企业数的24.8%;实际使用外资41.3亿美元,占全省同期累计实际使用外资的12.4%;累计进出口额.4亿元,占全省同期累计进出口总额的30.2%,显现出强劲的对外开放高地效应。

为进一步对比分析湖北省自贸区的现状水平,本文列举了中国的三大自贸区(上海、天津、广东)的占地面积和截止年以来在新增注册企业数、实际使用外资额等方面的数据(见表1)。可以看出,截止到年,全国三大自贸区的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均要高于湖北省自贸区,上海作为中国第一批设立的自贸区成立于年,广东、天津自贸区分别成立于年和年,这两批自贸区成立时间相较湖北自贸区都较长,吸引外资的成熟度也较高。对比天津、广东自贸区的占地面积与累计新增注册企业数,三者的占地面积相差较小,但湖北累计企业注册数还有较大的落差。究其原因,由于成立时间不长,湖北自贸区的对外发展水平还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潜能还需进一步释放。

(二)制度创新成果丰富,并在国家、省级层面得到推广

以中国总体大自贸区来看,大自贸试验区建设启动以来,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形成了很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截止到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形成了三批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的复制推广,其中第一批总结了34项经验,第二批形成了8个“最佳实践案例”,第三批总结了19项经验[2]。制度创新是创新的前提,而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更是衡量某一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湖北自贸试验区于年4月1日挂牌以来,把制度创新作为湖北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三年来,自贸试验区的建设通过围绕产业发展、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大批创新成果,在政府职能转变、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务业、实体经济等领域形成了“先出区、后报关”“先放行、后改单”“网上金融服务平台”等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先出区、后报关”“先放行后改单”等17项成果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采纳和推广。

根据现有研究文献《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蓝皮书(-)》[3],报告选取了“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管理与服务创新”“政府职能转变”“法治环境”5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57个三级指标对全国24个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水平进行了排名。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在第三批自贸试验(片)区(港)制度创新排名中以78.24的得分排名首位(图1)。在全部24个自贸试验(片)区(港)的制度创新总体排名上仍位列第七(图2)。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正在形成

当前,国内各自贸区已经形成不同的重点建设方向与特色,彼此之间可实现互补借鉴、协同发展,共同促进对外开放制度体系的建设完善及开放新格局的形成。而湖北自贸试验区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科创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发挥了示范作用[4]。各自贸区片区都发展着各自的优势产业。

在武汉、襄阳、宜昌三大片区中,武汉片区以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为着力点,积极推动项目开工建设,逐步完成“芯片—显示—智能终端”新一代信息技术全产业链布局,正朝着打造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迈进;襄阳片区着力打造区域性生产性服务业基地,同时还聚焦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其年规模以上新能源汽车产值.6亿元,同比增长26.8%,正全力打造“中国新能源汽车之都”;宜昌片区重点推进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等相关产业发展,其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金刚石锯片基体生产出口基地和全球第三大钢琴生产基地等多个亚洲第一的前沿产业集群。

基于表2中对中国四大自贸区和湖北自贸区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沿海区域的自贸区如上海、广东、福建,其战略定位主要着重于地区或国际化经济合作,并带动区域或内地经济的发展,而内陆区域如湖北自贸区则重点于充分调动区域内的生产要素与强调创新性,打造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园区,这一差异主要与自贸区的定位、功能与接壤或辐射的区域有较大的相关性。除了战略地位不同,贸易区的产业布局也是不尽相同,但根据表2分析来看,湖北自贸区的两大热门侧重点分别为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这两类新兴产业在湖北自贸区内均得到了重点发展,且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力度并不次于其他自贸区。

(四)专利申请数位于全国前列,创新氛围高涨

截至年底,湖北自贸试验区累计新增专利申请件、累计新增专利授权件、累计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家。在全国前四批12个自贸试验区中,湖北自贸试验区新增专利申请、新增专利授权均排名第一,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排名第二。

此前,在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年9月湖北省专利申请、授权情况》显示,年1至9月,武汉光谷专利申请量达件,同比增长超过17.3%。其中,发明专利申请件,同比增长18.1%。湖北省发明专利申请前四均被武汉自贸片区所承包,表明自贸区目前创新氛围高涨。同时,年7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北省分局在湖北自贸区推出系列外汇创新业务,进一步提高了自贸区内企业跨境融资的便利度,对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提升效率,有效防范汇率风险,提供了制度保证。实现了从简化外汇登记管理,到提高投融资便利性吸引外资流入,再到帮助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创新性变革。

(五)重视人才的引进与知识产权的保护

湖北自贸试验区大力招才引智,建立海外人才工作站,实施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直通车”服务。促进人才集聚于自贸区,进一步推动湖北产业的澎湃发展。截至目前,湖北自贸试验区共集聚4名诺贝尔奖得主、66名中外院士、余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多个海内外人才团队。通过引进高端人才来成为区内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此外自贸区也更加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目前,自贸试验区内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约占全省总数的80%。各片区还设立了知识产权服务工作站,搭建了集知识产权申报、运用、保护、管理、服务于一体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二、当前湖北自贸区发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政策,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重点发展政策,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系列区域政策,有效改变了原区域间低水平发展的格局,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快速的发展,但各区域间的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湖北的发展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相较于沿海地区还有差距。这主要表现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营商环境还有待改进,以及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等问题。虽然近年来自贸区的建设速度有所提升,但总体的建设进度还有待加强,企业质量也有待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一)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成熟自贸区有较大差距

根据湖北自贸区与中国发展较为成熟的上海自贸区的年度经济指标的对比(见表3),由于宜昌片区于年4月开始挂牌,故自贸区年主要以武汉片区和襄阳片区为主,表中主要以武汉片区的工业总产值为主,可以看出湖北自贸区由于较为年轻,年度工业总产值与上海自贸区的差距较远。同时在-年,上海自贸区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呈上升趋势,上升较为稳定,而对于湖北自贸区,由于基数总额较小,虽然-年的工业总产值数额上涨幅度较大,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预计未来增幅也将会趋于一个较为平缓的趋势。通过对自贸区需重点发展的服务业收入进行收集整理,可看出上海在金融等服务类产业上已经做到全国较为前列的水平,且其每年仍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趋势,具有很好的参考与借鉴意义。由于数据的缺失,只得到年武汉片区的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为21.7亿元,结合自贸区内三大片区的产业分布情况,武汉片区的现代服务业处于三者中较高的水平,因此便可得知湖北自贸区的服务业营业收水平还相对较低,与首批自贸区的差距还十分大,目前湖北自贸区的服务业营业要追上成熟自贸区平均水平不仅需要进一步的规划发展、还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助力。

(二)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对外经贸的政策体系不健全

现有研究早已提出我国内陆自贸区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问题,比如陕西自贸区地处我国“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是我国西北地区唯一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成立以来新增外资企业仅占总新增企业数量的1.14%,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天然劣势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改善[5]。

由于地理位置、基础建设等因素的影响,湖北自贸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也不高,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与上海、广东等沿海自贸区存在一定的差距。以外贸进出口总额为例,从挂牌到年湖北自贸区累计进出口总额为亿元,而对比上海市的数据,年上海自贸区为上海全市贡献了约40%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全年上海市外贸进出口额为.82亿元,即自贸区达到了.13亿元,湖北省年的外贸进出口额还不及上海自贸区年的五分之一。再从实际利用外资额来看,根据相关统计,湖北自贸区自建设以来,截止到年4月,实现了全省同期约13.5%的实际利用外资额,而广东自贸区年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就为73.38亿美元,占全省32.86%,远超湖北自贸区的占比数,这也是对湖北自贸区开放程度低、外资利用率低的一种体现。

从引进外资的角度来看,湖北自贸试验区对于引进外资的拉动力量不大,目前虽然区内新增企业数量较多,但主要仍为国内企业。由于地处内陆地区,湖北自贸区对外开放的天然劣势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通过建立相关政策体系来辅助和激发自贸区内的生产力。

(三)总体建设进度有待提速,企业质量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于自贸区的总体建设速度,现有单独研究宜昌片区的资料显示,片区内的建设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6]。虽然近年来自贸区在放管服改革等方面的进程位于全国自贸区的前列,但自贸区内的建设方案的提出时间拉得过长,基本是在出现问题后一年才正式出现。对于区内不同的产业与专业,其专项规划还未正式实施,要么是刚开始才招标制定,要不就是还没有开始启动,规划进度迟滞有待进一步提高。

湖北自贸区自建设以来,已有大量的企业入驻,但由于企业登记注册制的推行和自贸区宽进严管的策略,在监管制度还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大量企业基本上是空壳企业,而真正入驻并允许的企业数量并不多,叫得响、有实力、创新性、高科技、准独角兽等高端企业就更少了,因此在区内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应顾及总体质量的提升。

(四)营商环境较差,企业获得感低

现有研究表明,通过自贸区关税制度、企业准入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能够降低企业运输成本、市场进入门槛,降低消费者通过自贸区购置衣食住行等商品和服务的成本,缩短购置时间,改善消费者的购物体验[7],而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制度是发挥自贸区重大作用的基础。

面临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为了对冲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的负面影响,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从法律层面明确了中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也进一步说明塑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随着湖北自贸区建成,过去3年期间,虽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其在政策创新方面仍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企业获得感低于预期。纵观全国自贸区改革有四大“规定动作”,即政府职能转变、负面清单管理、贸易便利化和以金融为首的现代服务业开放。湖北自贸区的“自选动作”则主要体现在建立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与全国的四大“规定动作”没有很大的相关性,服务业的开拓与创新在湖北自贸区更是乏善可陈。

同时,自贸区改革政策呈现碎片化,缺乏系统集成,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开放度不够,市场监管、法制和诚信环境建设相对滞后,企业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仍会遇到系统性障碍。例如,企业进口流程涉及到报关、检验、通关、仓储、物流、税务等诸多环节,海关业务只涉及到其中一部分。若是没有全流程的系统性便利化改革,海关的通关便利化新政即便效率提高再明显也不会给企业带来明显的“获得感”。

三、推进湖北自贸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所分析的近年来湖北自贸区的现状及问题,联系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的潜在冲击,本文在扩容湖北自贸区、探索建立湖北直接和进口贸易创新试验区、加快口岸开放、巩固疫后产业链和就业水平、促进联动发展与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建设国家级创新产业示范区,更加精准地扩大有效投资

根据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湖北应尽快落实中央政策,发展生命健康、数字技术、遥感信息等创新型战略性产业。基于此,首先,应重点建设中部乃至全国首个“国家级生命健康创新示范区”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推进湖北健康产业集群(中药材种养殖、医药制造业、生物医学工程产业、健康服务业等)和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数字医疗、数字教育、数字金融、数字智慧城市、农业数字化)的发展壮大;其次,巩固和提高国家级出口基地整体发展水平,着力提升千亿支柱产业的外向度,努力将汽车、电子、纺织、化工等优势产业转化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优势。同时,加大力度更加精准地扩大有效投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新增中央特别国债资金按10%给予湖北单列投资计划;(2)将湖北省年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提升50%;(3)-年,对湖北的重点基础施设和项目,允许按照10个百分点的幅度降低项目资本金的最低比例。

(二)实施湖北自贸区空间扩容,加快口岸开放和通道建设

湖北应充分认识自贸区的高地效应,发挥自贸区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借鉴上海自贸区自挂牌以来的扩容进程,主动拓展自贸区的空间范围。同时,湖北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和内陆开放高地,也必须加速口岸开放和通道建设。

建议将鄂州临空经济区和葛店开发区纳入武汉自贸片区范围,或者成立新片区,以享受自贸区政策。鄂州临空经济区的国际货运航空枢纽建设,将使湖北形成国际航空客货双枢纽格局,实现自贸区水陆空一体化联运,整合共享“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国家级开发区和武汉自贸片区的政策资源,着重发展航空物流、通用航空等产业。鄂州葛店开发区紧邻自贸区武汉片区,在交通设施、产业集群等已经形成紧密联系,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贸区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形成区域性产业集群优势。同时要加快推进武汉新港亿吨大港、鄂州机场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等口岸通道重点项目工程建设,支持武汉航空口岸加大航线开辟力度,并把鄂州建设成为亚洲第一的货运空港集散中心;同时,通过积极培育口岸经济,持续推动宜昌、襄阳、黄石、鄂州综保区申报建设工作,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口岸提效降费,加快电子口岸数据资源互联共享。

(三)支持湖北提升区域战略地位,探索建立进口贸易创新试验区

通过加大进口倒逼湖北改革开放,加速对外开放的步伐。可在湖北自贸区内探索建立进口贸易创新试验区,通过扩大进口,加大优质消费品、大宗商品、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打造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和应急物资基地;进一步做好进口跨境电商业务,依托武汉、宜昌等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一批高水平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核心区和产业集聚示范区,形成多模式并行、进出口并进的发展格局。另外,湖北作为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支点,应进一步加大、加快开发步伐,积极促成将“中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需求,打造“民航双枢纽”体系,强化湖北作为中部枢纽中心的地位,并在武汉、襄阳、宜昌、十堰等地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的建设。

(四)支持产业恢复和巩固产业链水平,稳定就业

湖北省自贸区在面临疫情的冲击压力下,为稳定现有的产业和产业链的发展,建议:(1)设立长江经济带武汉绿色发展专项资金和湖北省疫后发展产业扶持基金,帮扶小微企业和战略新兴产业;(2)支持和开放武汉等地开展5G+,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新应用场景试验区,进一步助推湖北实施国家级重大网络安全应用设施建设,提前布局新型科技产业;(3)-年,按5%的增长率安排湖北省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适当增加教育部直属高校在鄂招生计划,优化应用型人才的供给。

(五)推进湖北自贸区与上海自贸区联动发展

上海自贸区是沿江7个自贸区中建设最早、成果最多、经验也最丰富的自贸区,特别是上海自贸区新增临港新片区,建设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为湖北自贸区的升级扩容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因此,首先可通过构建沪鄂人才、技术和信息自由交流机制,以体制机制软联通为核心,以共建、共享大市场为基础,增进沪鄂自贸区之间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其次,推动建立沪鄂自贸区产业联盟、高端产业培育基金,对接上海的生物医药、芯片、金融等产业,形成差异化协同发展,共建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最后,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投融资汇兑便利、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改革等领域,推动政策协同与资源共享。

(六)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

制度创新是自贸区发展的核心,只有一流的营商环境,才能吸引企业、资本、人才和产业的入驻。湖北自贸区应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下放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深化投资、贸易、科技、金融、人才、创业和招商体制机制创新。可借鉴江苏、浙江和上海等省市的经验,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式方法:(1)对标国际和全国营商环境评价标准,努力在宽准入、减审批、降成本、提效率、增便利上下硬功夫,全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2)推广企业“网格员”制度,组织服务企业工作队,网格化、全覆盖精准服务企业,打通政策落实落细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知晓政策、会运用政策谋发展;(3)评估政策实施绩效。进一步甄别企业政策诉求,实施“一个行业一个政策”“一企一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4)建立产业链链长制度,统筹推进产业链企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等重大事项,精准帮扶产业链协同发展;(5)举办营商环境创新大会,倾力打造湖北省和自贸区的营商服务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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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翔,杨宜,张峰.中国自贸区金融改革与创新的实践研究——基于四大自贸区的金融创新案例[J].经济体制改革,,(3).

[3]李善民.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蓝皮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4]杜国臣,徐哲潇,尹政平.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总体态势及未来重点发展方向[J].经济纵横,,(2).

[5]薛飞,程健.我国内陆自由贸易港建设探索[J].重庆社会科学,,(9).

[6]王军.湖北自贸实验区宜昌片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湖北农机化,,(23).

[7]胡晨光,厉英珍.中国自贸区建设回顾、问题与展望[J].中国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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